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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世上之事，从来是易涨易退山溪水，易反易覆小人心。可人心到底易反易覆到了什么地步，单看那姻缘二字便知。古来多少才子佳人，洞房花烛之夜，哪一个不是你望着我、我望着你，眼里淌得出蜜来？及至三五年后，再看那两双眼，若还能淌出蜜来，便是祖宗积了德；若淌出的是醋、是酒、是药、是黄连汁子，那便是常情；若淌出的是血，是泪，是砒霜水，也不算什么稀罕事。

今儿要说的这桩婚姻，倒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惨事——没有谋财害命，没有通奸下毒，更没有谁把谁告到衙门里去。不过是寻常人家的寻常夫妻，关起门来，把那日子过得跟熬中药似的，起初闻着苦，后来闻着习惯了，再后来，闻不着这苦味儿反倒不踏实。到了末了，药渣子倒在路上，连狗都不嗅一嗅。

这便是狼狈。

这故事发生在鲁西南一个唤作泥河镇的地方。镇子不大，东西三条街，南北两条巷，从镇东头走到镇西头，不过一袋烟的工夫。镇子虽小，却五脏俱全，有供销社改的超市，有剃头铺子，有炸油条的摊子，还有一个逢五逢十的集。泥河镇往南三里地，便是那条真正的泥河，河水浑黄，养不活什么鱼虾，倒是养活了两岸的庄稼。镇子上的人多半姓孟，其次姓周，零星杂姓，不成气候。

故事的主人公便姓孟，单名一个“槐”字。孟槐，今年四十有二，中等身量，微微发福，一张圆脸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，看着倒像个斯文人。他在镇中心小学教语文，教了整整二十年，从青皮后生教到了两鬓生白，职称还是个一级教师，上不去，也下不来，跟他这个人似的——不上不下，不左不右，不好不坏，不死不活。

孟槐这人，怎么说呢，你说他有才，他能把《背影》讲得连校长都打瞌睡；你说他没才，他又能在镇上的《泥河文艺》小报上发几首酸不溜秋的诗，什么“泥河的水啊，你慢慢地流，把我的少年愁，都带到天尽头”——这玩意儿，你说算不算才？大约算个半吊子才。

可孟槐自己不这么想。他觉得自己是个怀才不遇的，是这泥河镇的土埋了他的金子的。他常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气，觉得那副金丝眼镜后面藏着的是一个大才子的魂，只可惜生错了地方。若是在省城，在京城，他孟槐早就是作协的人了。这话他对妻子说过，对同事说过，对街坊邻居也说过，说得多了，大家便都点点头，嗯嗯啊啊地应着，心里头却想：这人怕是有病。

他的妻子姓彭，单名一个“英”字。彭英比孟槐小两岁，今年四十整。这女人生得倒也齐整，年轻时在镇上算得上一朵花，瓜子脸，长眉毛，一双眼睛黑白分明，看人的时候带着一股子利落劲儿。只是这些年操劳下来，脸上添了皱纹，手上起了茧子，那股利落劲儿还在，只是从眼睛里移到了嘴上——她如今看人，不是用眼睛，是用嘴皮子。

彭英在镇上的卫生院当护士，打针输液，抓药换纱布，样样来得。她手快，嘴更快，一双脚从病房走到药房，带起一阵风，嘴里还能同时跟三个人说话，把三个人的话都堵回去。卫生院的人私下里叫她“铁嘴英”，她知道了也不恼，说：“铁嘴好，铁嘴硬，阎王爷不敢来勾命。”

这两口子结婚十六年了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叫孟远，今年十五，在县城读高中，住校，一个月回来一次。儿子不在家，这个家便空了一大半，剩下两个人，你看我我看你，像两只关在一个笼子里的鹌鹑，啄也不是，不啄也不是。

故事开始的那一天，是农历七月初六，立秋刚过，暑气未消，泥河镇像个蒸笼，连知了都叫得有气无力。

孟槐下午没课，躺在客厅的竹凉椅上，手里举着一本《红楼梦》，翻到了“撕扇子作千金一笑”那一回。他看了两页，觉得眼皮发沉，便把书扣在肚子上，闭了眼，打算迷瞪一会儿。竹凉椅吱吱嘎嘎地响着，像在替他数着日子。

他刚迷糊着，就听见院门“哐”地一声被推开了。

彭英下班回来了。

孟槐没动，也没睁眼。他听着她的脚步声从院子响到堂屋，又从堂屋响到厨房，一路咚咚咚的，像擂鼓。他知道她这会儿在厨房里干什么——先放下包，再倒一杯凉白开，一口气灌下去，然后把杯子往桌上一顿，长出一口气，接着开始淘米洗菜。这一套流程，十六年了，雷打不动。

果然，厨房里传来了水龙头的声音，接着是菜刀碰砧板的声音，笃笃笃，笃笃笃，又快又密，像是在跟谁赌气。

孟槐翻了个身，竹凉椅又吱嘎了一声。

“孟槐！”厨房里传来一声喊。

他应了一声，声音不大，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。

“你起来！把院子里的葱拔了！我晚上要做鱼！”

“唔。”

“你唔什么唔？听见没有？”

“听见了。”

孟槐慢吞吞地起身，把《红楼梦》搁在小凳上，趿拉着拖鞋走到院子里。院子不大，靠墙根种了几丛葱，还有两棵辣椒，一棵丝瓜。丝瓜藤爬到了晾衣绳上，开着一朵朵黄灿灿的花，倒有几分野趣。

他蹲下来拔葱，拔了两根，觉得指甲里塞了泥，便起身去找铲子。找了半天，铲子没找到，倒是在杂物间的角落里看见一把生了锈的剪刀。他用剪刀挖葱，挖得歪歪扭扭，葱根断了一半在土里。

“你拔个葱都不会拔！”彭英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厨房门口，手里拿着锅铲，围裙上沾着水渍，“你看看你，像个男人吗？家里的事一样指望不上你！”

孟槐没吭声，继续挖。

“我说你听见没有？”

“听见了。”

“听见了你就不能快点？磨磨蹭蹭的，跟个老娘们儿似的。”

孟槐把剪刀往地上一扔，站起身来，说：“你嫌我拔得不好，你自己拔。”

彭英的眉毛竖了起来：“我在做饭！我上了一天班回来还要做饭，你就不能搭把手？你以为你是大少爷呢？你那一个月四千块钱的工资，连你抽烟喝酒都不够，还好意思在家当大爷？”

孟槐的脸涨红了。他最听不得人说他的工资。四千块，在泥河镇不算少，可彭英在卫生院也挣三千多，两下里一加，七千多块，供一个高中生，养两边的老人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他知道自己挣得不多，可这话从彭英嘴里说出来，就像一把盐撒在伤口上。

“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难听？”他说。

“我难听？我说的哪句不是实话？你倒说说，你一个月挣多少？你在家干了什么？儿子的作业你辅导过几天？你除了捧着那本破书翻来翻去，你还会干什么？”

孟槐看了一眼小凳上的《红楼梦》，忽然觉得那本书烫眼睛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，可嘴唇动了半天，一个字也没吐出来。

彭英见他这副模样，哼了一声，转身回了厨房，锅铲碰锅底的声音更响了。

孟槐站在原地，太阳晒着他的后脑勺，热烘烘的。他低头看了看地上那几根歪歪扭扭的葱，忽然觉得那葱像自己——蔫头耷脑的，连土都离不开。

他捡起剪刀，继续挖。

晚饭是红烧鱼、炒丝瓜、拍黄瓜，外加一盆紫菜蛋花汤。鱼是彭英从集上买的鲫鱼，煎得两面焦黄，搁了葱姜蒜和干辣椒，酱色的汤汁咕嘟咕嘟地冒着泡，看着倒是有几分诱人。

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吃饭。孟槐夹了一块鱼肚子上的肉，放进嘴里，嚼了两下，说：“咸了。”

彭英正喝汤，听了这话，把碗往桌上一顿，汤洒出来半圈：“咸了你不吃？我上了一天班，回来做饭给你吃，你还挑三拣四的？嫌咸你自己做！”

“我就是说一句咸了，怎么了？还不能说话了？”孟槐放下筷子，声音也高了。

“你说一句，我说十句！你说一句咸了，你知道我听了什么感觉？你嫌我做的饭不好吃，那你倒是自己做啊！你天天在学校吃食堂，回来还要我伺候你，你还有脸嫌咸？”

“我没嫌，我就是说——”

“你就是什么？你什么都不行！你看看人家周明，人家在县城买了房子，老婆都不用上班。你再看看你，窝在这个破镇上，连个像样的家具都买不起，你还好意思嫌咸？”

周明是孟槐的初中同学，在县城开了一个建材店，发了点小财，前年在县城买了房，逢年过节开着车回泥河镇，喇叭按得滴滴响。

孟槐不说话了。他端起汤碗喝了一口，汤是温的，紫菜沉在碗底，像一团团褐色的云。他忽然觉得这汤也是咸的，可他不敢说了。

彭英见他不吭声，也不说话了，低头吃饭，筷子拨得碗响。两个人就这么闷头吃着，只听得见筷子碰碗沿的声音、嚼东西的声音，还有窗外知了叫的声音。

吃到一半，孟槐忽然说：“明天七夕。”

彭英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七夕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就是想起来。”

“想起来有什么用？你还能给我买朵花？”

孟槐摸了摸口袋。口袋里有一张皱巴巴的五十块钱，是他攒了两天的烟钱。他本来想说明天去集上买几朵栀子花，插在瓶子里，家里也能香几天。可彭英这么一说，他忽然觉得买花也没意思了。

“你要花，我给你买。”他说。

“算了吧，”彭英冷笑了一声，“你那点钱，留着买烟吧。我不稀罕那花。”

孟槐把碗里的饭扒了两口，觉得饭也是咸的。

那天晚上，孟槐躺在竹凉椅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。客厅的吊扇呼呼地转着，吹下来的风都是热的。他听着卧室里彭英的鼾声——她打鼾，不大，像一只猫在喉咙里咕噜咕噜——心里头乱糟糟的。

他想起十六年前，他第一次见到彭英的时候。

那是镇卫生院组织的一次体检，他还是个年轻小伙子，头发乌黑，腰板挺直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，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。他站在体检的走廊里，等着做胸透，一抬头，就看见一个年轻护士从对面走过来。那护士穿着白大褂，戴着白帽子，口罩上面的眼睛又大又亮，像两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葡萄。

他的心跳了一下。

后来他才知道，那个护士叫彭英，比他小两岁，是镇东头彭家的大闺女，刚分配到卫生院不到半年。他找了各种借口往卫生院跑——头疼、牙疼、腰疼、脚气，把能看的病都看了一遍。彭英后来跟他说：“你那会儿三天两头来打针，我就纳闷了，这人怎么一身毛病？后来我才明白，你哪儿是来看病，你是来看我的。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彭英是笑着的，眼睛弯弯的，像两弯月牙。

那时候的她，说话也快，走路也快，可看他的时候，眼睛里是有水的。那水不是盐水，不是苦水，是甜的，是温的，是能把人泡软了的。

后来两个人处了一年对象，就结了婚。婚礼是在镇上办的，摆了十二桌，鞭炮放了五百响，孟槐穿了一身新西装，彭英穿了一件红棉袄，两个人在酒桌上被人灌得东倒西歪。那天晚上，他拉着她的手，说：“彭英，我这一辈子，一定对你好。”

彭英红着脸说：“你只要不嫌我脾气大就行。”

他说：“不嫌。你脾气大，我让着你。”

这话他说了十六年。让了十六年。

可他让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是她越说越厉害，是他越来越窝囊。他让一步，她进一步；他再让一步，她再进一步。让到最后，他退到了墙角，她还在往前推。

他有时候想，这到底是谁的错？是他的错，还是她的错？还是两个人都有错？他想不明白。他读过的那些书里，没有一本教过他怎么办。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，人家是谈恋爱的，不谈柴米油盐；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里的安娜，人家是为爱情死的，不死在菜市场；《围城》里的方鸿渐，倒是结了婚的，可那是城里人，跟泥河镇不一样。

泥河镇的婚姻，不写小说，不演电影，它就是一天一天的熬。熬到头发白了，熬到孩子大了，熬到两个人都没力气吵了，然后就坐在门口晒太阳，你看着我笑，我看着你笑，也不知道笑什么。

孟槐翻了个身，竹凉椅又吱嘎了一声。他忽然想起一句话，不知道是从哪本书上看来的：“婚姻是一本书，第一章写的是诗篇，其余的都是平淡的散文。”

他心想，我这本书，连散文都算不上，顶多是本流水账。

二

第二天是七夕，可泥河镇的七夕跟别处没什么两样。太阳照常升起，知了照常叫唤，集市上照常有人卖菜卖肉卖豆腐。没有玫瑰花，没有巧克力，没有烛光晚餐，只有卖西瓜的老周扯着嗓子喊：“沙瓤的！不甜不要钱！”

孟槐早上起来，脸也没洗，先点了一根烟，蹲在院子里抽。他昨晚想了半宿，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：他得改变。不能这么窝囊下去了。他是个男人，是一家之主，不能老是被老婆骂得狗血淋头。

他想了一夜的办法，天亮的时候，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——

给彭英写一首诗。

对，写诗。他不是在《泥河文艺》上发过诗吗？他不是怀才不遇的才子吗？那就用他的才，来打动她的心。让她看看，她嫁的不是一个窝囊废，是一个诗人。一个真正的、有才华的、能写出动人诗句的诗人。

他想得热血沸腾，仿佛已经看到了彭英读诗时泪眼婆娑的样子。

于是他掐灭了烟，回屋翻出一张信纸，拧开钢笔，开始写。

他写了两个小时。

第一稿：“你是泥河的水，我是泥河的岸——”

不行，太土了。泥河的水是浑的，这不是骂人吗？

第二稿：“你的眼睛，像七月的星星，照亮了我的——”

也不行，太酸了。这玩意儿写出来，彭英看了怕是要笑掉大牙。

第三稿：“十六年前，你穿着白大褂走来，我的心就病了——”

这还差不多。他继续往下写：

“十六年前，你穿着白大褂走来，我的心就病了。这病无药可医，唯有你的笑，是唯一的方子。十六年后，你的笑还在吗？我找了又找，在你的眼角，在你的眉梢，在你还未说完的话里。”

他写到这里，觉得差不多了。他想再加一句：“七夕快乐，我的铁嘴英。”可想了想，觉得“铁嘴英”三个字有点煞风景，便改成了“我的英”。

写完了，他左看右看，觉得这诗写得真不错。有真情实感，有文学性，还有一点点的幽默——那个“病了”的梗，多巧妙啊。他得意地把信纸折好，揣进口袋里，准备等彭英下班回来给她一个惊喜。

他甚至还去集上买了一朵栀子花。卖花的老孙头说：“孟老师，买花啊？送给嫂子？”他笑了笑，没说话，把花别在衬衫口袋里，走回家的时候，觉得腰板都直了几分。

下午四点多，彭英下班回来了。她今天看起来比昨天更疲惫，头发有些乱，白大褂上沾了一块碘伏的黄色印子。她一进门就把包往沙发上一摔，说：“今天忙死了，来了三个发烧的小孩，还有一个老大爷摔破了头，缝了五针。”

孟槐坐在客厅里，手里捏着那封信，心跳得咚咚的。

“彭英，”他说，“我给你写了点东西。”

彭英正弯腰换拖鞋，听了这话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你……你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
他把信递过去。彭英接过来，展开信纸，皱着眉头看。她的眉头越皱越紧，越皱越紧，看到一半，忽然“噗”地一声笑了出来。

孟槐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

“你写的？”彭英问。

“嗯。”

“你写的这是什么玩意儿？”

“诗……一首诗。”

彭英把信纸往茶几上一拍，笑得前仰后合：“孟槐，你脑子有病吧？你都四十多了，还写情诗？你以为你十八呢？还‘我的心就病了’，你病了去医院啊，找我干什么？我又不是大夫！”

孟槐的脸一下子白了。

“我……”他想说什么，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

彭英笑够了，擦了擦眼角笑出来的泪，说：“行了行了，别整这些没用的了。你要是真有心，就把院子里的葱浇浇水，都蔫了。还有，明天儿子回来，你去集上买点排骨，他爱吃糖醋的。”

说完，她拎着包进了卧室，“砰”地一声关上了门。

孟槐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面前是那封被拍在茶几上的信。他伸手把信纸拿起来，看了看上面的字，忽然觉得那些字陌生得很，像是别人写的。

他把信纸团成一团，扔进了垃圾桶。

然后他起身，去院子里浇葱。

那天晚上，孟槐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《新闻联播》。彭英在卧室里打电话，声音隔着门传出来，模模糊糊的，听不清在说什么，只听得见语气——时高时低，时快时慢，偶尔还笑几声。

他本来没在意，可听着听着，忽然觉得不对劲。

彭英的语气，不像是跟家里人说话。她跟娘家人说话，向来是直来直去的，像连珠炮似的，一句接一句，不带喘气的。可这会儿的语气，有些软，有些慢，甚至有些……甜。

孟槐的心沉了一下。

他关了电视，客厅里一下子安静了。卧室里的声音变得清晰了一些，可还是听不清具体在说什么。他竖起耳朵听了半天，只隐约听见几个字——“嗯”“好”“知道了”“你也是”——都是些不痛不痒的话。

可他心里的那块石头，却越沉越深。

他想起一件事。上个月，他去卫生院拿降压药，在走廊里看见彭英和一个男医生说话。那男医生姓孙，叫孙志远，是卫生院新来的内科大夫，三十出头，白白净净的，戴着一副银边眼镜，说话温声细语的。孙志远当时正站在药房窗口前，跟彭英说着什么，彭英仰着头看着他，脸上带着一种他很久没有见过的表情——那表情，怎么说呢，像是春天的泥河岸边的柳树，刚抽了新芽，嫩生生的，软绵绵的。

他当时没多想。孙志远是新来的，跟同事套近乎，正常。可这会儿，那些画面又浮了上来，像水底的淤泥被搅了起来，整个池塘都浑了。

他忽然觉得胸口闷得慌，像被人塞了一团湿棉花。

十点多的时候，彭英从卧室出来了，穿着一件旧T恤和一条花短裤，头发用皮筋扎了个马尾，脸上还贴着两片黄瓜——说是美白。她路过客厅的时候，看见孟槐还坐在那里，愣了一下：“你怎么还不睡？”

“睡不着。”

“又失眠了？你那个降压药吃了没有？”

“吃了。”

“吃了就早点睡，别老坐着，越坐越精神。”

说完，她进了卫生间，哗啦啦地洗了把脸，黄瓜片掉了一地。她出来的时候，脸上湿漉漉的，用毛巾擦着，随口说了一句：“明天儿子回来，你去买排骨的时候，再买点虾，他上次说想吃虾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别光嗯，记住了没有？”

“记住了。”

彭英看了他一眼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最终什么也没说，转身回了卧室。

孟槐坐在客厅里，听见卧室的门关上了，接着是灯关掉的声音，“啪嗒”一声，很轻，却像一块石头砸在他心上。

他忽然想起那首诗里的最后一句——“在你的还未说完的话里。”他当时写的时候，想表达的是两个人之间那种心有灵犀的默契，不用说完，对方就懂了。可现在他才明白，还有一种“未说完的话”，是说不出口的，是不敢说的，是说了就要出事的。

他坐在黑暗里，点了一根烟。烟头的红光一闪一闪的，像一只垂死的萤火虫。

三

第二天下午，儿子孟远从县城回来了。

孟远今年十五，在县一中读高一，成绩中等偏上，不拔尖，也不垫底，跟他爹一样，是个不上不下的。这孩子长得随他妈，瓜子脸，长眉毛，一双眼睛又黑又亮，看人的时候带着一股子少年人的锐气。可性格随了他爹，闷，不爱说话，有什么事都憋在心里。

孟远一进门，把书包往沙发上一扔，喊了一声“妈”，又喊了一声“爸”，然后就钻进了自己的房间，把门关上了。

彭英在厨房里应了一声，声音比平时高了八度：“儿子回来了！妈给你做糖醋排骨！还有虾！你洗洗手，一会儿就好！”

孟槐坐在客厅里，听着厨房里锅铲翻动的声音，还有彭英哼歌的声音——她居然在哼歌，哼的是《小城故事》，邓丽君的调子，拐了几个弯，居然还挺好听。

他已经很久没有听见彭英哼歌了。

孟远在房间里待了一会儿，出来上厕所，路过客厅的时候，孟槐叫住了他。

“远儿，在学校怎么样？”

“还行。”

“学习跟得上吗？”

“还行。”

“有没有什么需要的？钱够不够花？”

“够。”

“你妈给你打电话了吗？”

“打了。”

“都说什么了？”

孟远看了他一眼，那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，像是不耐烦，又像是同情。他说：“没说什么，就问我冷不冷，热不热，吃得好不好。”

“哦。”

孟远进了厕所，关上门。孟槐听见里面传来水龙头的声音，然后是马桶冲水的声音，然后又是水龙头的声音。他儿子上厕所的程序他很清楚——先洗手，再上厕所，再冲水，再洗手。从小就这毛病，彭英说这是洁癖，他说这是讲究。

吃饭的时候，彭英把排骨和虾都摆在孟远面前，自己坐在旁边，一个劲儿地给他夹菜：“吃这个，这个好吃。来，再吃一块排骨。虾我给你剥——”

“妈，我自己剥。”孟远说。

“你自己剥多慢，妈帮你剥。你在学校吃得好不好？食堂的饭怎么样？”

“还行。”

“你别老说还行，到底怎么样？有没有肉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有肉就好。你正长身体呢，得多吃蛋白质。来，再吃一块——”

孟槐坐在对面，看着这一幕，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。彭英的眼睛一直黏在儿子身上，看都没看他一眼。他夹了一块排骨，嚼了两下，觉得味道确实不错，酸甜适口，比他平时吃的那些咸菜级别的饭菜强了不知道多少倍。

“你妈做菜的手艺还是可以的。”他说。

彭英这才看了他一眼，那眼神淡淡的，像是在看一件用了很久的旧家具：“你才知道？我做了十六年的饭，你今天才夸？”

“我平时也夸啊。”

“你夸？你说‘咸了’就是夸？”

孟远抬起头，看了看他爸，又看了看他妈，然后低下头继续吃饭，筷子动得更快了。

孟槐不说话了。他低头扒饭，扒了两口，忽然觉得这顿饭索然无味。

饭后，孟远帮彭英收拾了碗筷，然后回了房间。彭英在厨房里洗碗，水龙头哗哗地响着，碗碟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的。孟槐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她弯腰洗碗的背影。她的腰不像年轻时那么细了，有些粗，围裙的带子勒在上面，勒出一道浅浅的痕。她的头发也有些散了，几缕碎发垂在耳边，沾着水珠。

他忽然觉得心酸。

他想起刚才那首诗——不，那团被扔进垃圾桶的纸。他想起彭英笑他的样子，笑得前仰后合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他当时觉得羞辱，觉得愤怒，觉得她不懂他。可这会儿看着她洗碗的背影，他忽然觉得，也许她不是不懂他，而是太懂他了。她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——一个只会写酸诗的、挣不了大钱的、连葱都拔不好的男人。她笑他，不是因为他写了诗，而是因为他不肯承认自己就是这样的人。

他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。想说“辛苦了”，想说“我来洗吧”，想说“今天这排骨真好吃”。可这些话堵在嗓子眼里，就是出不来。它们太大了，太沉了，他的喉咙太小了，装不下。

最后他说了一句：“明天我送远儿去车站。”

彭英头也没回：“嗯。”

孟槐站在门口又看了她一会儿，然后转身走了。

晚上，孟槐在客厅里看电视，彭英在孟远的房间里跟儿子说话。他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，只听见偶尔的笑声——彭英的笑声，还有孟远的笑声，闷闷的，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。

他换了好几个台，从新闻换到电视剧，从电视剧换到综艺节目，又从综艺节目换到了购物频道。购物频道在卖一款不粘锅，主持人扯着嗓子喊：“不粘！不粘！真的不粘！煎鸡蛋不用放油！”他看了三分钟，觉得那个锅确实不错，又觉得主持人喊得嗓子都快劈了，怪可怜的。

他关了电视，起身去院子里抽烟。

七月的夜，闷热得像蒸笼。天上倒是有些星星，稀稀拉拉的，像是谁撒了一把碎银子。丝瓜藤上的黄花在夜里看不太清，只闻得见一股淡淡的香，混着泥土的腥气。

他蹲在葱畦边上，抽着烟，想着一些有的没的。

他想起了彭英说的那个周明。周明在县城买了房，老婆不用上班。可他老婆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见过几次，矮矮胖胖的，烫了一头卷毛，说话大嗓门，笑起来整条街都听得见。周明发财之后，这女人更是不得了，脖子上挂一条金链子，粗得像狗链子，逢人就说：“我们家周明啊，可忙了，天天应酬——”

孟槐心想，这样的老婆，给他他也不要。可转念一想，人家周明至少不用被老婆骂窝囊废。人家周明回家，老婆端茶倒水，嘘寒问暖，一口一个“老公辛苦了”。他孟槐回家，老婆连个正眼都不给，开口就是“你怎么又——”

他又想起孙志远。那个白白净净的孙大夫。三十出头，年轻，有前途，说话温声细语的。彭英跟他说话的时候，语气是软的，甜的，像泡了蜜水。她跟自己说话的时候呢？硬的，咸的，像腌了三年的咸菜。

他把烟头掐灭在泥土里，狠狠地按了按。

“爸。”

孟远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他身后。

“你怎么出来了？”孟槐站起身，拍了拍膝盖上的土。

“睡不着。出来透透气。”

孟远也蹲了下来，蹲在他刚才蹲的位置上，看着那一畦葱。月光下，父子俩的影子叠在一起，像一个人。

“爸，你跟妈又吵架了？”

“没有。没吵。”

“哦。”

沉默了一会儿。孟远忽然说：“爸，你说人为什么要结婚？”

孟槐愣了一下。他没想到儿子会问这个问题。十五岁的孩子，不应该想这些。十五岁的孩子，应该想的是考试、游戏、隔壁班的女生。

“怎么忽然问这个？”

“就是好奇。我看你跟妈……你们好像也不怎么说话。”

孟槐沉默了。他想说点什么冠冕堂皇的话，比如“婚姻就是这样的，平平淡淡才是真”，比如“你妈是个好人，我也不是坏人，我们就是性格不合”，比如“等你长大了你就明白了”。可这些话，他说不出口。他看着儿子在月光下的侧脸——那轮廓像极了他年轻时候的样子，闷闷的，倔倔的，什么话都藏在心里。

“远儿，”他说，“这个问题，爸也想了十六年了。还没想明白。等你想明白了，你告诉爸。”

孟远转过头看了他一眼，那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——像是意外，又像是理解。他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好。”

然后父子俩一起蹲在院子里，看着那一畦葱，谁也没再说话。

四

日子就这么过着。不咸不淡，不好不坏。

孟槐每天早上六点起床，骑着他那辆二八大杠去学校上课。他在学校里教四年级的语文，一周十二节课，外加两个早读。他的课讲得不好不坏，学生不讨厌，也不喜欢。他偶尔在课堂上念一两句自己写的诗，学生们就笑，他也跟着笑，笑完了继续讲课。

中午他在学校食堂吃饭，三菜一汤，米饭管够。他跟几个同事坐一桌，一边吃一边闲聊。聊的话题永远是一样的——工资涨了没有、职称评了没有、孩子考了多少分、谁谁谁又买了车。他听着，偶尔插一两句嘴，大多数时候沉默地扒饭。

下午放学后，他在办公室批改作业，改到五点半，然后骑车回家。回到家，彭英要么在厨房做饭，要么还没下班。如果她在做饭，他就去院子里浇浇葱、摘摘丝瓜；如果她还没回来，他就躺在竹凉椅上看书，等她回来做饭。

周末的时候，他会去镇上老周的茶馆坐坐。老周的茶馆在镇子中间，三间瓦房，摆了几张八仙桌，卖些绿茶花茶，也卖些瓜子花生。来喝茶的都是镇上的中老年男人，退休教师、供销社的老员工、种地的老把式，还有一些闲汉。大家坐在一起，吹牛聊天，下棋打牌，消磨时间。

孟槐在茶馆里算是文化人，大家都叫他“孟老师”。这个称呼让他觉得舒服，比在家里听彭英叫他“孟槐”舒服多了。在家里，“孟槐”两个字从彭英嘴里出来，总带着一股子咬牙切齿的劲儿，像是在喊一个犯了错的学生。在茶馆里，“孟老师”三个字从茶客们嘴里出来，带着尊重，带着客气，带着一种“你是读书人，你懂的多”的意味。

他喜欢这种感觉。

八月底的一天，他在茶馆里听说了一件事。

孙志远——那个卫生院的内科大夫——要调走了。

说话的是老周。老周是镇上的消息通，什么家长里短、婚丧嫁娶，没有他不知道的。他一边给客人倒茶，一边说：“听说了吗？卫生院那个孙大夫，要调到县医院去了。人家有关系，在县卫生局有人，打个招呼就调走了。”

一个茶客说：“孙大夫不错啊，人年轻，态度好，看病也仔细。”

另一个茶客说：“可不是嘛，我家老太太上回感冒，就是他看的，开了两副药就好了。”

老周压低声音说：“你们不知道吧？这孙大夫跟卫生院那个彭英——就是孟老师的老婆——关系可不一般。”

孟槐正端起茶杯喝茶，听到这话，手一抖，茶水洒在了裤子上。

老周没注意到他，继续说：“有人看见孙大夫和彭英在药房后面说话，说了半个多小时，也不知道说的什么。还有人看见孙大夫晚上从卫生院出来，骑着电动车往镇东头去了——彭英家就在镇东头。”

茶客们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，然后集体沉默了。因为他们都看见了孟槐。

孟槐坐在角落里，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。他把茶杯放下，站起来，对老周说：“老周，今天的茶钱我先欠着，回头给你。”

说完，他转身走出了茶馆。

阳光白花花的，晃得他眼睛疼。他站在茶馆门口，觉得天旋地转，脚下的地像是软的，踩下去就陷。他扶住门框，深呼吸了几口气，才稳住了。

他往家走。走得很慢，一步一步的，像是在丈量这条他走了二十年的路。路两边的房子、店铺、电线杆子，他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，可这会儿看起来，一切都变得陌生了。那些灰色的墙、生锈的铁门、褪色的招牌，都像是在嘲笑他。

他忽然想起一件事。上个月，他去卫生院拿降压药，在走廊里看见彭英和孙志远说话。当时他觉得没什么。可后来有一次，他晚上去卫生院给彭英送伞——那天下了暴雨，彭英加班没带伞——他走到卫生院门口，看见孙志远的电动车停在车棚里，车把上挂着一把粉红色的雨伞。他当时没多想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把粉红色的雨伞，他好像在彭英的衣柜里见过。

他加快了脚步。

回到家，彭英还没下班。院子里空荡荡的，丝瓜藤上的黄花已经谢了大半，结了几根老丝瓜，挂在晾衣绳上，像几只干瘪的手。葱畦里的葱倒是长得不错，绿油油的，一丛一丛的，比他这个人精神多了。

他走进堂屋，坐在竹凉椅上。竹凉椅吱嘎了一声，像是在问他：你怎么了？

他没回答。他点了一根烟，抽了一半，又掐灭了。他又点了一根，抽了两口，又掐灭了。他反复了好几次，烟灰缸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个只抽了一半的烟头，像一群阵亡的士兵。

他站起来，走到彭英的梳妆台前。梳妆台是结婚时买的，漆面已经斑驳了，镜子也有些发黄。他拉开抽屉，翻了一遍——几支口红、一瓶大宝、一把梳子、几根皮筋，还有一张照片。

照片是彭英年轻时候的，穿着白大褂，站在卫生院门口，笑得很灿烂。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字：“年秋，摄于泥河镇卫生院。”那是他们认识前一年拍的。

他翻遍了整个抽屉，没有找到什么可疑的东西。他又翻衣柜，翻了彭英的衣服口袋，什么都没有。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——找证据？找一把粉红色的雨伞？找一张写着甜言蜜语的纸条？他什么也没找到。

他坐在床边，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。

他这是在干什么？捉奸？他孟槐，一个教了二十年书的语文老师，居然在翻老婆的衣柜？这要是被人知道了，他的脸往哪儿搁？

可他又忍不住想：如果什么都没发生，为什么老周会那么说？无风不起浪。泥河镇就这么大，屁大点事都能传遍全镇，何况是这种事。

他想去找彭英问个清楚。可他又不敢。他怕问了之后，彭英说“是”，说“对，我就是跟他好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”——那他就完了。他更怕彭英说“不是”，然后用那种看神经病的眼神看着他，说“你脑子有病吧？你听谁说的？你凭什么翻我东西？”——那他也完了。

怎么都是完。

他忽然理解了书上说的那句话：“人生识字忧患始。”他不识字的时候，多快乐啊。种地，干活，吃饭，睡觉，什么都不想。识字之后，读了书，懂了道理，反而多了烦恼。读书人最怕的是什么？不是穷，不是病，是丢人。是面子。是被人看不起。

他孟槐，可以穷，可以窝囊，可以被老婆骂，但不能被人戴绿帽子。这帽子要是戴上了，他在泥河镇就再也抬不起头了。

他坐在床边想了很久，直到听见院门响，彭英回来了。

他赶紧从卧室出来，装作刚从厨房出来的样子，手里还拿着一杯水。

彭英进门的时候，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”

“下午没课，就早点回来了。”

“哦。排骨吃完了，明天再去买点。远儿说下周末不回来了，要月考。”

“嗯。”

彭英换了拖鞋，进了厨房。水龙头响了，菜刀碰砧板的声音响了，又是那一套流程。

孟槐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她。他张了张嘴，想问她孙志远的事。可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他看着她洗菜、切菜、开火、倒油，动作一气呵成，利落得像一台机器。她的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，平静得像泥河的水——浑黄的、混浊的、看不出深浅的泥河水。

他忽然觉得，他不认识这个女人了。

或者说，他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她。

那天晚上，孟槐失眠了。他躺在竹凉椅上，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乱糟糟的。他想起了很多事。

他想起结婚第一年，彭英怀孕了，反应很大，吃什么吐什么。他急得团团转，骑着自行车去县城给她买酸梅子，来回骑了三个小时，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。彭英吃了梅子，不吐了，靠在他肩膀上哭了。她说：“孟槐，你真好。”他摸着她的头发说：“我不对你好对谁好？”

他想起孟远出生那天，他在卫生院走廊里等了四个小时，听见产房里传来一声婴儿的哭声，他腿都软了。护士抱着孟远出来，说：“是个小子，六斤八两。”他接过儿子，手抖得厉害，差点没抱稳。彭英躺在产床上，脸色苍白，满头大汗，可看见他的时候，笑了。那笑容，他记了一辈子。

他想起孟远三岁那年，发高烧，烧到四十度。他和彭英抱着孩子往卫生院跑，半夜三更的，路上黑漆漆的，她跑得太快，摔了一跤，膝盖磕破了，血顺着小腿往下流，可她一声没吭，爬起来继续跑。到了卫生院，医生给孩子打了退烧针，她才坐在椅子上，看着自己的膝盖，说了一句：“没事，皮外伤。”

他想起这些事，眼眶忽然湿了。

他想：这些事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那些年的好，那些年的笑，那些年的一起扛过的苦，难道都不作数了吗？如果这些都不作数，那什么作数？是那些吵过的架？是那些说过的狠话？是那些摔碎的碗和拍过的桌子？

他翻了个身，竹凉椅吱嘎了一声。

他想：也许不是她的错。也许是他自己的错。他太窝囊了，太没用了，挣不了大钱，撑不起这个家，连一句“辛苦了”都说不出口。他只会写那些酸不溜秋的诗，只会躺在竹凉椅上看《红楼梦》，只会蹲在院子里拔葱拔得歪歪扭扭。这样的男人，哪个女人不嫌弃？

可他又想：难道嫌弃了就一定要去找别人吗？十六年的夫妻，十六年的感情，难道就这么不值钱？就算他窝囊，就算他没出息，可他没有做过对不起她的事啊。他每天按时回家，工资卡交给她，不赌不嫖不喝酒，连烟都抽最便宜的。他这样的男人，就算不好，也不算坏吧？

他想来想去，想不出个所以然。

天快亮的时候，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梦里，他站在泥河边上，河水浑黄浑黄的，流得很慢。河对岸站着彭英，穿着白大褂，戴着白帽子，还是年轻时候的样子。他朝她喊：“彭英！彭英！”她听见了，朝他笑了笑，然后转身走了。他急了，想蹚过河去追她，可河水突然涨了，漫过了他的腰、他的胸口、他的脖子。他在水里挣扎着，喊不出声来，眼看着彭英的背影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在岸边的柳树后面。

他猛地惊醒了，浑身是汗。竹凉椅还在吱吱嘎嘎地响着，吊扇还在呼呼地转着，窗外天已经大亮了。

他听见厨房里传来彭英的声音：“起来了没有？早饭好了，小米粥，煮鸡蛋。”

他坐起来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说：“来了。”

五

九月开学后，孟槐的生活似乎恢复了平静。他每天上课、批作业、回家、吃饭、看书、睡觉，周而复始，像一台上了发条的钟。彭英也照常上班、下班、做饭、洗衣服、打电话，一切如常。

可那根刺，扎在孟槐心里，拔不出来。

他开始注意一些以前不会注意的细节。比如彭英的手机。她以前手机随便放，搁在茶几上、沙发上、餐桌上，到处都是。现在她的手机总是揣在口袋里，连上厕所都带着。有一次她洗澡的时候，手机放在床头柜上，响了，孟槐看了一眼——屏幕上显示“孙大夫”三个字。他盯着那三个字看了足足十秒钟，直到手机不响了。彭英洗完澡出来，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面无表情地删了那条未接来电的记录。

比如彭英的穿着。她以前在家穿得很随意，旧T恤、花短裤、拖鞋，头发随便扎一下。现在她开始注意打扮了——虽然还是那些旧衣服，但她会多照几分钟镜子，会换两双鞋子看看哪双更好看，会往脸上抹一点她很久没用的雪花膏。

比如彭英的下班时间。她以前五点半准时到家，现在经常六点、六点半才回来，有时候甚至七点。她说加班，说病人多，说卫生局来检查要整理材料。孟槐听着，点点头，什么也没说。

他什么也没说，可他什么都在想。

他开始去茶馆的次数多了。以前一周去一两次，现在几乎每天都去。他坐在角落里，喝茶，听茶客们闲聊，偶尔插一两句嘴。他希望能再听到一些关于彭英和孙志远的事，可老周他们似乎知道了他的心思，再也不提了。偶尔有人提到卫生院，大家就集体沉默，然后迅速转移话题。

这种沉默比什么都可怕。它像一堵墙，把孟槐围在中间，墙外面的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有他不知道——不，他知道，他只是不愿意承认。

十月初的一个晚上，事情终于有了变化。

那天孟槐在学校批改月考的试卷，改到很晚，回到家已经八点多了。他推开门，院子里黑漆漆的，堂屋里也没有开灯。他觉得奇怪，喊了一声：“彭英？”

没人应。

他开了堂屋的灯，客厅里空荡荡的，厨房里也没有人。他走到卧室门口，门关着。他敲了敲门：“彭英？”

里面传来一声闷闷的“嗯”。

“你在里面？怎么了？不舒服？”

“没事。你吃饭吧，饭在锅里，温着呢。”

他推开卧室的门。彭英躺在床上，侧着身子，脸朝墙，被子裹得严严实实的。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水，还有一板感冒药，已经吃了几粒。

“你感冒了？”他走过去，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。有点烫。

“没事，就是有点发烧。吃了药了，睡一觉就好了。”

“要不要去卫生院看看？”

“不用。我就是卫生院的，还用去看？”

“那你吃饭了没有？”

“不饿。”

孟槐站在床边，看着她蜷缩在被子里的背影。她的肩膀很窄，缩在被子里像一只受伤的猫。他忽然觉得，那些怀疑、那些猜忌、那些茶馆里的闲言碎语，在这一刻都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她病了，她难受，而他是她的丈夫。

他转身去了厨房，热了一碗小米粥，端到卧室里。

“起来喝点粥，空肚子吃药伤胃。”

彭英没有动。

“彭英，起来喝点。”

她慢慢翻过身来，坐起来，接过碗。孟槐看见她的眼睛红红的，鼻头也红红的，不知道是发烧烧的还是哭过。她低头喝粥，喝得很慢，一勺一勺的，像没什么力气。

孟槐坐在床边，看着她喝粥。他想说什么，可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他想起老周的话，想起孙志远要调走的事，想起那把粉红色的雨伞，想起那些茶客们意味深长的沉默。他想问，可他问不出口。

彭英喝了半碗粥，把碗放在床头柜上，说：“谢谢。”

谢谢。

这两个字像一把刀，捅进了孟槐的心窝子里。十六年的夫妻，她说“谢谢”。这不是客气，这是距离。这是她在他们之间划了一道线，说：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们不是我们了。

他张了张嘴，终于问出了那句话：“彭英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”

彭英的手停在半空中，正在拿水杯。她顿了一下，然后继续拿起水杯，喝了一口水，说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就是觉得……你最近不太对劲。”

彭英沉默了一会儿。卧室里很安静，只听得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。

“孟槐，”她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很轻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，“我跟孙志远的事，你是不是听说了？”

孟槐的心猛地揪了一下。他没想到她会主动说出来。他以为她会否认，会骂他神经病，会说“你脑子有病吧”。可她没有。她直接承认了。

不，也不算承认。她说的是“我跟孙志远的事”，可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事？什么事都没有？还是有什么？

“你……你们怎么了？”他的声音有些发抖。

彭英低下头，看着自己放在被子上的手。那双手上有茧子，有倒刺，还有一道被针头划破的旧疤。她看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没怎么。就是……他说他喜欢我。”

孟槐觉得天旋地转。他扶住了床沿。
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“今年春天。三月份。”

“你们……你们有没有……”

“没有。”彭英抬起头，看着他的眼睛。她的眼睛还是红的，可眼神很平静，平静得像一潭死水。“孟槐，我跟你说实话。他喜欢我，我也……我也动过心。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没有你想的那些事。他跟我表白过，我没答应。后来他也知道不可能，就没再提了。他现在要调走了，去县医院。以后不会再见了。”

孟槐听着这些话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他觉得自己应该愤怒，应该拍桌子，应该质问她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”。可他什么也做不了。他只是坐在床边，看着彭英，像一个被宣判了的犯人，等着最后的判决。

“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”他问。

“告诉你？”彭英苦笑了一下，“告诉你有什么用？你除了写那些酸诗，你还能干什么？你能帮我解决什么？你能调走吗？你能升职吗？你能多挣点钱让我不用这么累吗？”

这几句话，比任何质问都更狠。

孟槐沉默了。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那双手白白净净的，指甲剪得整整齐齐的，没有茧子，没有伤疤。这是一双读书人的手，一双从来没有干过重活的手，一双只会翻书、改作业、写酸诗的手。

“所以你觉得我不如他？”他的声音很低，低得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
彭英没有回答。她躺下来，又翻过身去，脸朝墙。过了很久，她轻轻说了一句：“孟槐，我不是觉得你不如他。我是觉得……我们都变了。你变了，我也变了。我们都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。”

“那你是谁？我又是谁？”他问。

没有回答。

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，一秒一秒的，像在替他们数着那些已经过去了的、再也回不来的日子。

六

那晚之后，孟槐和彭英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。

没有大吵大闹，没有摔锅砸碗，甚至没有冷战——他们还是照常说话，照常吃饭，照常各过各的。可那说话的腔调、吃饭的姿势、过日子的节奏，都像是被什么东西调慢了半拍，像一台走了音的留声机，放出来的曲子还是那个曲子，可听着就是不对劲。

孟槐不再去茶馆了。他怕听到那些闲言碎语，更怕看到茶客们同情的眼神。他每天放学后直接回家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看书，或者发呆。他开始重读《红楼梦》，这一次读得很慢，一天只读一两回，读到那些悲欢离合的地方，心里就跟着起起伏伏的。他忽然觉得，曹雪芹写的不是贾府的事，是天下所有人的事。什么荣华富贵，什么才子佳人，到头来都是一场空。贾宝玉最后出家当了和尚，林黛玉死在了潇湘馆，薛宝钗守了活寡——这些人，哪一个比他孟槐强？可他们的结局，又比他好到哪里去？

这么一想，他心里倒舒坦了一些。

彭英也变了。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大声说话了，不再动不动就骂孟槐窝囊废了。她变得沉默了，沉默了之后反而显得客气了——做饭之前会问孟槐想吃什么，洗衣服的时候会把他的衬衫单独拿出来熨一下，甚至连他抽烟都不怎么管了。

可这种客气，比吵架更让人难受。

吵架的时候，至少还有火气，还有温度，还有“我们还在乎彼此”的证据。客气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客气是冰的，是凉的，是两个人之间隔了一堵透明的墙，看得见，摸不着，喊不应。

孟远也感觉到了家里的变化。他周末回来的时候，发现父母之间的气氛不对——他们不吵架了，可也不说话了。吃饭的时候，三个人坐在桌上，谁也不吭声，只听得见筷子碰碗的声音。他试着说了几句学校的事，彭英应了几声，孟槐“嗯”了几声，然后又沉默了。

吃完饭，孟远帮他妈洗碗的时候，小声问了一句：“妈，你跟爸怎么了？”

彭英的手在洗碗水里泡着，没有动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没怎么。大人的事，你别管。”

“你们是不是要离婚？”

彭英转过头，看了他一眼。那眼神里有惊讶，有心疼，还有一丝说不清的愧疚。她说：“瞎说什么呢。离什么婚。好好的。”

“可你们都不说话了。”

“说话？说什么？你爸那个人，本来就话少。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

孟远没有再问。他知道他妈不会说实话的。他洗完碗，擦干手，走到客厅，坐在孟槐旁边。

“爸，”他说，“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”

孟槐正捧着《红楼梦》，听了这话，把书放下来，看着儿子。孟远的脸在灯光下显得很年轻，很干净，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里，有一种他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成熟。

“没有。”他说。

“你别骗我了。你跟妈都不对劲。”

孟槐沉默了一会儿。他想跟儿子说点什么，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他总不能跟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说“你妈差点跟别的男人好了”吧？他也不能说“你爸是个窝囊废，连自己老婆都留不住”吧？

“远儿，”他说，“你长大了就知道了。有些事情，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。”

孟远看着他，那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说：“爸，我跟你说个事，你别生气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……我也有喜欢的人了。我们班的。”

孟槐愣住了。他看着儿子，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太荒谬了。他自己的婚姻都快要散了，儿子却来跟他说初恋的事。他该怎么说？说“不行，你太小了，不能谈恋爱”？还是说“喜欢就追，别像你爸一样窝囊”？

他张了张嘴，最后说了一句：“谁家的闺女？”

孟远的脸红了，红到了耳朵根。他说：“你别问了。我就是跟你说一声。我就是想……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
孟槐看着儿子通红的脸，忽然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。他想起第一次见到彭英的时候，心跳加速的感觉，手心出汗的感觉，嗓子发干的感觉。那些感觉，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过了。久到他都忘了，原来喜欢一个人是这种感觉。

“远儿，”他说，“爸没什么意见。就是跟你说一句——你要是喜欢人家，就好好对人家。别学你爸，什么话都憋在心里。有些话，不说出来，就来不及了。”

孟远点了点头。他站起来，走了两步，又回过头来，说：“爸，你也是。”

然后他回了自己的房间，关上了门。

孟槐坐在客厅里，看着儿子关上的门，心里头翻江倒海的。他说“有些话不说出来就来不及了”，可他自己的话呢？他对彭英的那些话，那些“辛苦了”“对不起”“我还爱你”，他说出来了吗？没有。他什么也没说。他只会写那些酸诗，然后把诗团成一团扔进垃圾桶。

他忽然站起来，走到垃圾桶前，翻了翻。垃圾桶已经倒了，里面空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那首诗早就被倒掉了，不知道去了镇上的哪个垃圾堆里，跟烂菜叶子、碎玻璃、旧报纸混在一起。

他站在垃圾桶前，站了很久。

七

十一月的一个傍晚，泥河镇下了一场雨。

秋雨不大，细细密密的，像谁在天上撒了一把针。雨打在院子里的丝瓜叶上，沙沙沙沙的，像有人在翻一本很厚的书。孟槐站在堂屋门口，看着院子里的雨，心里头也跟着潮乎乎的。

彭英还没回来。已经七点多了，她通常五点半就回来的。他给她打了两个电话，都没人接。他又打了一遍，还是没人接。

他站在门口等。雨越下越密，天越来越黑。院子里的葱被雨打得东倒西歪的，丝瓜藤上的叶子也耷拉下来了。他忽然想起彭英早上出门的时候没带伞——她说了句“今天应该不会下雨”，然后就走了。

他拿了一把伞，出了门。

泥河镇的街上没什么人了，路灯昏黄黄的，照着地上的水洼，亮晶晶的，像一面面碎镜子。他踩着水往卫生院走，路上一个人也没有，只有雨打在伞面上的声音，噗噗噗噗的，像心跳。

到了卫生院，门诊大厅里亮着灯，但没什么人了。他走到内科诊室，门开着，里面空空的，灯也关了。他又走到药房，药房的窗口关着，里面黑漆漆的。

他站在走廊里，喊了一声：“彭英？”

没有回应。

他又喊了一声，声音大了一些：“彭英？”

走廊尽头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然后是彭英的声音：“在这儿呢。”

他顺着声音走过去，走到走廊尽头的一间小仓库前。仓库的门半开着，里面亮着一盏小灯。彭英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沓表格，头发有些湿，白大褂的肩膀上也湿了一块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她问。

“你没带伞。打电话也不接。”

彭英掏出手机看了看，说：“静音了，没听见。”

“你怎么还不下班？”

“整理材料。卫生局要的，明天交。弄到现在才弄完。”

孟槐看着她。她的脸上有疲惫的痕迹，眼角有细纹，嘴角有倦意，可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，像两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葡萄——不，不是葡萄了，是两颗被水泡久了的桂圆，饱满，但没有那么鲜亮了。

“走吧，回家。”他说。

他把伞递给她。她接过来，打开，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进了雨里。

雨还在下，不大不小，不紧不慢。彭英走在前面，孟槐走在后面。她的步子很快，还是那种带风的速度，可背影看起来比以前瘦了一些，白大褂空荡荡的，像挂在衣架上。

走到镇东头的时候，彭英忽然停了下来。

“孟槐，”她说，“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他也停下来，站在她身后。雨打在伞面上，噗噗噗噗的。

“你说。”

她没有回头，背对着他，声音从伞下面传出来，闷闷的：“孙志远已经调走了。上个星期走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他走之前，又找过我一次。”

孟槐的心紧了一下。

“他说……他说想带我一起走。”

雨声忽然大了起来，哗哗哗哗的，像有人在天上倒水。孟槐觉得自己的耳朵里全是雨声，彭英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，断断续续的，像风里的线。

“你怎么说？”他问。

彭英沉默了很久。雨声填满了这段沉默，哗哗哗哗的，像是在替她回答。

“我没去。”她终于说。

孟槐站在原地，雨水从伞沿上滴下来，滴在他的鞋上，凉凉的。他想问她为什么没去，可他不敢问。他怕她说“因为孩子”，也怕她说“因为丢不起这个人”，更怕她说“因为你”。无论她说什么，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接。

“走吧，回家。”彭英说。

她又开始往前走。孟槐跟在后面，看着她的背影在雨里一摇一晃的，像一只在风里飞的纸鸢，线在他手里，可他觉得那线随时会断。

到家之后，彭英换了干衣服，去厨房热了饭菜。两个人坐在桌上吃饭，又是沉默。窗外的雨小了一些，沙沙沙沙的，像有人在翻书。

吃到一半，彭英忽然说：“孟槐，你想过离婚吗？”

孟槐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。

“你……怎么忽然问这个？”

“我就是想问问你。你想过没有？”

他放下筷子，看着桌上的菜——一盘炒青菜，一碗西红柿鸡蛋汤，一碟咸菜。这些菜跟他们十六年来的每一天一样，朴素、简单、不够咸。

“想过。”他说。

彭英点了点头，夹了一筷子青菜，放进嘴里，慢慢嚼着。

“那你觉得，我们离了婚，会怎么样？”她问。

孟槐想了想，说：“不知道。大概……大概我会搬到学校去住。你一个人住这个房子。远儿回来，两边跑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……然后日子还得过。你上你的班，我上我的班。等你退休了，我也退休了。远儿长大了，结了婚，有了孩子。我们老了，病了，死了。”

他说完这些，忽然觉得喉咙发紧。这些话太平淡了，平淡得像泥河的水，浑黄的、混浊的、看不出深浅的泥河水。可这平淡里有一种东西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

彭英沉默了很久。她端起汤碗喝了一口汤，放下碗，说：“汤咸了。”

孟槐愣了一下。然后他看见彭英的眼眶红了，红得很厉害，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几圈，终于掉了下来，滴在汤碗里，溅起一小朵水花。

“彭英——”他慌了。

“没事，”彭英抹了一把眼泪，声音有些哑，“我就是觉得……这日子怎么过成这样了。我们当初……我们当初不是这样的啊。”

孟槐看着她哭，自己的鼻子也酸了。他想伸手去握她的手，可手伸到一半，又缩了回来。他不知道她还想不想让他握。他也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资格握。

“彭英，”他说，“对不起。”

彭英抬起泪眼看着他：“你对不起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就是觉得……对不起你。我挣不了大钱，撑不起这个家，连一句好听的话都说不出来。我只会写那些酸诗，写完了还被你笑话。我……”

他说不下去了。他的眼泪也掉了下来，顺着脸颊流到了嘴角，咸咸的，跟汤一样咸。

彭英看着他哭，忽然笑了。不是那种嘲讽的笑，也不是那种苦笑，是一种他很久没有见过的笑——像是春天的泥河岸边的柳树，刚抽了新芽，嫩生生的，软绵绵的。

“你这个人啊，”她说，“什么都好，就是太老实了。老实得让人生气。”

她伸手拿了一张纸巾，递给他。他接过来，擦了擦眼泪。她又拿了一张，自己擦了擦。

“孟槐，”她说，“我跟你说实话。孙志远说要带我走的时候，我动心了。真的动心了。我想了一整夜，翻来覆去地想。他年轻，有前途，说话好听，对我也好。他给我写了一封信，比你的诗写得好多了——”

孟槐听到这里，心里一酸。

“——可我想来想去，最后还是没去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彭英看着他，眼睛里还有泪光，可嘴角有了笑意：“因为你这个人啊，虽然窝囊，虽然没出息，虽然连葱都拔不好——可你是孟远他爸。你是那个骑三个小时自行车去县城给我买酸梅子的人。你是那个半夜抱着孩子往卫生院跑的人。你是那个……那个在我生病的时候，给我热了一碗小米粥的人。”

她停了停，又说：“孙志远再好，他不是你。他不是那个跟我过了十六年日子的人。他不是那个知道我喜欢吃糖醋排骨、讨厌吃香菜的人。他不是那个……那个让我骂了十六年、骂都骂不走的人。”

孟槐听着这些话，眼泪又下来了。这一次他没有擦，就让它们流着。咸咸的，热热的，流到嘴角，流到下巴，滴在桌上。

“彭英，”他说，“我以后……我以后一定改。我多干点活，我多挣点钱，我——”

“你别说了，”彭英打断了他，“你说这些没用。你这个人，说了也做不到。你以后少抽点烟，少看那些破书，多跟我说说话。就行了。”

“好。”他说。

“你别光说好。你得做到。”

“我做到。”

彭英看着他，摇了摇头，笑了。那笑容里有无奈，有宽容，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——也许那就是日子吧，过了十六年的日子，把两个人磨成了这个样子。不圆不方，不好不坏，不离不弃。

窗外的雨停了。云层裂开一条缝，月光漏进来，照在院子里湿漉漉的地上，亮晶晶的。丝瓜藤上的水珠一滴一滴地往下落，落在泥土里，发出很轻很轻的声音。

八

后来的日子，并没有变得像小说里写的那样美好——什么“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”，那是骗人的。孟槐和彭英还是吵架，还是拌嘴，还是你看我不顺眼、我看你不顺眼。孟槐还是抽他的便宜烟，看他的《红楼梦》，拔他的葱——虽然还是拔不好。彭英还是说话快、走路快、脾气急，还是动不动就嫌他窝囊。

可有些东西，确实不一样了。

比如孟槐开始学着做饭了。他做的第一顿饭是炒鸡蛋，炒糊了，黑乎乎的，像一块煤。彭英看了一眼，说：“你这是炒鸡蛋还是炼钢？”孟槐说：“第一次，下次就好了。”彭英说：“你还想有下次？厨房都要被你烧了。”可她还是把那些黑乎乎的炒鸡蛋吃了，一边吃一边皱眉头，吃完说了一句：“咸了。”孟槐笑了，她也笑了。

比如孟槐开始主动跟彭英说话了。他不再把所有的话都憋在心里，不再只对着《红楼梦》叹气。他开始跟她说学校里的事——哪个学生作文写得好，哪个校长又开会了，哪个同事评上了职称。他说得磕磕巴巴的，有时候说着说着就不知道说到哪里去了，像个不会讲故事的孩子。彭英听着，偶尔插一句嘴，大多数时候沉默地听着。可她不打断他了。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

比如彭英也开始变了。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骂他了。有时候孟槐做了蠢事——比如又把葱拔断了根，比如又把衣服洗染色了，比如又把锅烧糊了——她会深吸一口气，咬住嘴唇，忍住了不骂。忍得难受的时候，她就转身去厨房，对着水龙头深呼吸。孟槐有一次偷偷跟在她后面，看见她对着水龙头念叨：“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，骂了也没用，骂了也没用——”他站在后面，笑得弯了腰。

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。不好不坏，不冷不热。泥河镇还是那个泥河镇，泥河的水还是浑黄的，知了还是叫得没完没了，集市上还是有人扯着嗓子喊“沙瓤的！不甜不要钱！”。

可孟槐觉得，这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难熬了。

十二月底的一个晚上，孟槐躺在竹凉椅上看书，彭英坐在旁边织毛衣——她在给孟远织一条围巾，灰色的，说县城冬天冷，孩子骑车上学冻脖子。客厅里开着电视，放着什么节目，谁也没看，就让它响着，当个背景音。

孟槐翻了一页书，忽然说：“彭英，我给你写了一首诗。”

彭英手里的毛衣针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织：“你又来了。上回写的那个‘我的心就病了’，还没被笑话够？”

“这回不一样。这回写得好。”

“你哪回不是说写得好？”

“真的。你听听。”

孟槐清了清嗓子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信纸——这一次他没有团成团扔掉，而是折得整整齐齐的，揣在口袋里揣了好几天。他展开信纸，念道：

“泥河的水，流了千年，还是那么浑。

你骂了我十六年，还是那个声。

水浑了能澄，你骂了我不疼。

只要你在，浑水也是清。”

念完了，他抬头看着彭英。

彭英的毛衣针停在了半空中。她愣了一会儿，然后“噗”地一声笑了出来。

“你这写的什么玩意儿？顺口溜呢？”

“你别管顺口溜不顺口溜，你就说好不好吧。”

彭英笑着摇了摇头，继续织毛衣。织了两针，她又停下来，看了他一眼。那一眼里，有笑，有泪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——像是泥河的水，浑黄的、混浊的，可里面映着天上的云，还有岸边的柳树。

“还行吧。”她说。

孟槐笑了。他把信纸重新折好，揣进口袋里。竹凉椅吱嘎了一声，像是在替他说：还行就好，还行就好。

尾声

第二年春天，泥河镇的丝瓜又开花了。黄灿灿的，一朵一朵的，爬满了晾衣绳。孟槐站在院子里看花，彭英在厨房里做饭。水龙头哗哗地响着，菜刀碰砧板的声音笃笃笃的，锅铲碰锅底的声音叮叮当当的。

孟远从县城回来了，背着书包，一进门就喊：“妈！我回来了！饿死了！做什么好吃的了？”

彭英从厨房里探出头来，手里拿着锅铲，围裙上沾着水渍：“糖醋排骨！还有虾！你洗洗手，一会儿就好！”

孟远把书包往沙发上一扔，跑到院子里，站在孟槐旁边，看着那些丝瓜花。

“爸，这花开得真好。”

“嗯。今年结的丝瓜肯定多。”

“你不是不吃丝瓜吗？你说有股怪味儿。”

“你妈爱吃。”

孟远转过头，看着他爸。孟槐还是那副老样子——圆脸，金丝眼镜，微微发福，衬衫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。可他觉得他爸今天看起来有些不一样。哪儿不一样呢？他说不上来。也许是嘴角的弧度，也许是眼角的皱纹，也许是他站在丝瓜花前面的样子——不像一个怀才不遇的诗人了，倒像一个普通的、知足的、有些发福的中年男人。

“爸，”孟远说，“你的诗还写吗？”

孟槐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“写。昨儿又写了一首。”

“写的什么？”

“不告诉你。你妈说写得不好，是顺口溜。”

孟远也笑了。他站在他爸旁边，看着那些丝瓜花。阳光照在花瓣上，黄得发亮，像一小片一小片的金子。蜜蜂在花丛里嗡嗡地飞着，忙忙碌碌的，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。

厨房里传来彭英的喊声：“吃饭了！排骨凉了就不好吃了！”

孟槐应了一声：“来了！”

他转身往屋里走，走了两步，又回过头来，对孟远说：“远儿，你那对象——你们班那个——怎么样了？”

孟远的脸一下子红了：“爸！你怎么还记得这个！”

“我记着呢。你说要我提意见，我还没提呢。”

“那你倒是提啊。”

孟槐想了想，说：“我只有一个意见——别学你爸。有些话，说出来。别憋着。”

说完，他转身进了屋。孟远站在院子里，看着他爸的背影消失在堂屋的门槛后面。他听见屋里传来彭英的声音：“你又抽烟了？一身烟味儿！”然后是他爸的声音：“就一根。就一根。”“一根也不行！你那肺还要不要了？”“好好好，不抽了不抽了——”

孟远站在丝瓜花前面，笑了。他笑得很轻，像春天的风，吹过泥河的水面，带起一圈一圈的涟漪。

泥河的水还是浑的。

可浑水也是水。

它流着，不紧不慢地流着，从泥河镇旁边流过，从丝瓜花下面流过，从那些吵过的架、摔过的碗、哭过的夜里流过。它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也不问，就那么流着。

流到天尽头。

全文完

——有些婚姻，像泥河的水，浑是浑了些，可到底还在流着。